四、独立条款:我国宪法上人格尊严的规范地位独立条款是指宪法上的人的尊严具有具体的法律内容，即权利义务关系，可在特定宪法事实与该规范之间进行涵摄，证明人的尊严受到了侵犯，亦即人的尊严是一项基本权利。

[46]甚至，毛泽东也说过：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他做，将来我不当主席了谁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法。毛泽东则将之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进而推衍出一种具有动员力的与对敌专政相对应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

82宪法以来的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3）公民基本权利置于国家机构之前的修改，对111个国家做了统计，其中只有10个国家的宪法中将国家机构章节置于公民基本权利之前。共识还在于已达成共识结果的真实性，82宪法是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是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的历史逻辑、而非形式逻辑。三、历史的逻辑宪法要具有真实性。[53]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

而在宪法草案通过后，毛泽东又欣喜的说到，这个草案之所以得人心、受到大家的拥护，其中一条就是总结了经验，主要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也总结了从清末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同时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否则人民会对其修改既无兴趣、亦无信心。这就是指，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既要满足我国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恢复行使主权的需要，也要满足高度自治与澳人治澳的要求。

有一种意见认为，法国宪法规定政府可以用命令的形式修改部分法律，这种做法值得澳门借鉴。狭义是广义的其中一种，行政法规是行政性法规的其中一种。更何况澳门基本法里的行政法规，本身就渊源于中国宪法里行政法规的概念，这是指国务院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和最高行政管理机关的法律地位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澳门回归后，由于立法体制从双轨转变到单轨，法令的修订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990年5月8日，政治体制专题小组在提交给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工作报告里指出，专题小组会议就基本法结构第四章的一些问题取得共识，其中包括：立法权属于立法机关。政府向立法会提出法案，经立法会通过，并经行政长官签署和公布，就成为法律。

有一种意见认为，补充性行政法规可以罚款，其依据在于第52/99/M号法令《行政上之违法行为之一般制度及程序》。文章来源：《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规讨论文集》，濠江法律学社。所以，行政主导并不是行政权力越多越好，更不能将行政主导原则理解为行政凌驾于一切。二、独立行政法规和补充性行政法规第13/2009号法律《关于订定内部法律规范的法律制度》在澳门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有权制定行政法规的基础上，将行政法规分为两类：独立行政法规和补充性行政法规。

这就明确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性质与地位：立法会是立法机关，即制定、修改、暂停实施和废除法律的机关。这就是将行政违法行为的立法权限在法律和独立行政法规之间做出了划分，这里的划分没有涉及补充性行政法规。第13/2009号法律《关于订定内部规范的法律制度》其中的一些立法技术还可以进一步修正，如该法第六条第（十九）项规定立法会有权就基本法赋予立法会立法权限的其他事项进行立法，而第七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独立行政法规有权就不属于本法第六条规定的其他事项进行立法，由此形成的循环论证，不能称为严谨的立法技术，等等。既然讲法治，首先就必须讲法治的逻辑。

第六条属于法律保留的范畴，即行政违法行为的一般制度、有关程序及罚款属于立法会制定的范围，但同时指出，在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独立行政法规可以做出一定程度的罚款。补充性行政法规是根据法律制定的，其效力低于法律，因此，如果认为独立行政法规的效力等同于法律，那么，只能推论出独立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补充性行政法规。

（三）属于需制定具体执行性规定的事项，透过补充性行政法规为之。比如，澳门基本法为什么不再比照澳门组织章程的规定，明确规定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共同行使立法权，澳门基本法为什么不再规定行政长官有权制定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法令，澳门基本法在起草过程中，对这些问题是否有过讨论，等等。

澳门基本法在起草过程中，政治体制专题小组的报告亦明确指出了行政法规是出于行政工作的需要而赋予行政长官的。这里包括两种逻辑：后法优于前法和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我们可以举出例子说明这个道理。一种意见是立法会通过法律的形式进行修改，另一种意见是行政长官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进行修改。从行政工作的需要出发，行政机关可以制定‘行政法规。澳门基本法第8条所说的原有的行政法规，是指原有的行政性法规，即总督制定的训令和批示。

我们还必须看到，澳门基本法不仅没有规定立法会有权撤销行政法规，也没有规定政府在制定行政法规后向立法会备案，更没有规定行政法规须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国务院备案。1997年法律为前法，1998年法令为后法，应当执行1998年法令的500元规定，而1998年法令被2001年行政法规所修改，必须执行2001年行政法规的600元规定，而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逻辑，行政法规效力低于法律，又必须执行1997年法律的300元规定。

第13/2009号法律所确立的行政长官制定独立行政法规，应当理解为是一种例外，而非一种普遍，如果将行政长官制定独立行政法规的权力理解为是一种普遍，那么，行政主导就可能会吞食、蚕食和偷食立法会的立法权，整个政治体制可能就无法获得良性的运作。独立行政法规并非真正独立。

然而，问题在于这里的法律本身受到第13/2009号法律的限制。澳门回归后，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有个别委员建议，允许行政长官按照‘追认制度制定具有法律性质的法令。这种意见并进而认为，行政法规与原法令在澳门回归后的法律体系里是相等的。订定行政违法行为的一般制度，主要是指重新修改第52/99/M号法令《行政上之违法行为之一般制度及程序》的问题，而订定行政违反行为的具体制度，是指在具体的法律里订定某种行为属于行政违反而处以罚款。但是，不能将补充性行政法规理解为只是出于填填表格的行政指引而已。

该宪法第37条规定，在法律范围以外的其他事项，属于条例性质。如果将第13/2009号法律第6条第（六）项理解为法律只能订定行政违法行为的一般制度，而不能订定具体制度，那么，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不防碍第7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呢？那就只能推论出，独立行政法规也可以制定行政违法行为及其罚款的一般制度。

所以，不能简单地照搬法国的做法。这种意见在于没有看到行政长官虽然取代了总督，但行政长官的地位和总督有根本性不同，总督有立法权，而行政长官没有这种意义上的立法权

其二，那些被国际条约所确认的传统权利（classical rights）经由宪法第94条得到了司法的保护，但是国际条约所没有规定的新型社会经济权利则几乎被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因为这些权利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直接执行效力的。通过追问这两个问题，法院将第94条的规定转化为司法管辖权的问题。

虽然这个商业性的国家只经历过短暂的君主专制，但是民众同王权/贵族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联省共和时期（1579-1795），各省民主派、实力派同执政（stadholder）及其支持者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如果政府和议会不迅速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荷兰的加尔文教徒（the Reform Protestants）会大量的迁居美国。（四）一元论与国际法的庇护 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权法）的庇护，是荷兰缺乏足够动力在国内建立违宪审查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对于人权保护而言，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是更高层次的权利（leges superiores），但它们同样是不完善的权利 (leges imperfectae), 所以，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往往要依赖于法律的发展。

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公共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经济发展而动用警察权力进行城市土地征收，是符合宪法第5条修正案对公共使用（public use）要求的。[13] J.L.M.Th. Cals/A.M. Donner, Tweede Rapport van de Staatscommissie van advies inzake de Grondwet en de Kieswet, 1969. [14] 同上，第39页。

[5] J.R.Thorbecke, Bijdrage tot de herziening der Grondwet, 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848, p.60. [6] 在1848年宪法修改通过后，现行的荷兰宪法又先后于1884，1887，1917，1922，1938，1946，1948，1953，1956，1963，1972，1983，1987，1995，1999，2002，2005，2008进行了18次修改。[5]不过，由于政府的坚持，议会制定的法律神圣不可侵犯还是被作为第115条写进修订后的宪法中。

1579年以后执政这一职位一直由奥伦治亲王家族（the Family of Orange）的成员世袭，国内则逐步形成了反对执政的民主党人和支持执政的亲王党（奥伦治党）两个松散的政治派别。其还将政府和议会称为是荷兰宪法的守护者（guardians）。